沈钧儒在讨论修改宪章问题时发言

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为了抵制社会各方瞩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样空头支票挡箭牌的话，他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出所料，蒋介石的元旦致辞，再次遭到中共、民盟与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中共的声明、民盟的宣言，都严正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党派会议，双方人士也频繁见面商谈。对此，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疑窦顿生：中共与民盟是结成同盟了？

1945年2月16日《情况辑要》

于是，2月16日，当局收到一份《情况辑要》，上报该情况的特务说：“奸伪与民主同盟成立协定——以联盟形式与本党周旋。”并言之凿凿地称该协定1944年11月就在重庆成立，第一条就是“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得共同携手奋斗”，且约定“双方在奋斗过程中，随时交换意见，以划一步调增强力量”。特务的逻辑是，正是在成立协定后，1月15日民盟“类似拥护奸伪政纲之宣言发表”。

其实民盟自194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民族的崛起和复兴而不懈努力奋斗。但明确说到中共与民盟之间何时有“协定”的，国民党这份材料指向的时间倒算得上是最早的了。不过，一般被大众所熟知的中共与民盟的一次“君子协定”，则是指1945年底到1946年初，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前后，中共与民盟的政治合作——双方不仅为了实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同气相求，交换意见，共同推动；而且在会上采取一致步调，互相支持，共同斗争。

正是在中共和民盟的充分协商和默契配合下，最后促成会议通过《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独裁。

此时，在蒋介石的眼里，民盟简直就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旧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他在1946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愤慨地写道：“本日共党外围所谓民主同盟者对我政府之攻讦与要挟……”而中共与民盟合作的默契，彼此间高度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1945年10月重庆谈判后到1946年1月31日旧政协会议结束的那段时间，坐标定位重庆，回顾这次中共与民盟紧密合作、互助共赢的生动实践。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包括民盟的一再呼吁之下，蒋介石被迫做出“和平”姿态，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访特园，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就国共谈判、民盟与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称赞张澜是“老成谋国”，张澜深感“得天下者毛泽东”。在特园的第三次会晤深谈中，毛泽东提议，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后采取一致行动。张澜毫不犹豫地回答：“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这段故事，便是“君子协定”的最初由来。

重庆谈判结束9天后，民盟代表邓初民就秘密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徐冰会谈，商定了双方交换情报及资料的办法：民盟今后收得各地政治军事情报及有关文化、教育、农民、工运等资料，一律另行抄送一份至《新华日报》；《新华日报》资料室每周亦开送国际国内问题等资料给民盟《民主》周刊社。此外还商定民盟之特殊文件及重要宣传品，亦由新华印刷所义务承印。

双方的合作越来越紧密。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周恩来与张澜晤面，再次确认了此前毛泽东与张澜约定的“君子协定”，并就催促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同争取出席会议名额等，进行了多次磋商，充分交流意见，形成联合行动。出席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名额，《双十协定》规定由国共双方商定。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9人，共产党9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9人，共36人。

因为社会贤达的代表名额也是由国共双方共同商定，能自主推定名额的民盟就显得尤为重要起来。国民党为掌握多数，便琢磨着对民盟实行分化瓦解之策，以此来孤立共产党。当时民盟内部政治情况的复杂，也正好给了蒋介石可乘之机。

当时的民盟，还是一个联合了“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里面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内部党派多，有时候意见很难统一。国民党判断：“民盟组织极其脆弱，且在分化之中。”他们决定对民盟采取“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本党对其之压力，扩大其矛盾”的策略，并认为这样一来，“则民盟组织而将整个瓦解之”。

于是，国民党决定拉拢扶持中国青年党，让其强硬要求在民盟的9个名额中独占5个，以达到分裂民盟的目的。有着“三党三派”，并还有着为数众多无党无派人士的民盟，当然断然拒绝了青年党的无理要求。

但在国民党支持下，青年党悍然表态：“一定要5席，这不是讨价还价的问题，如若民盟不同意，青年党就要作为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国民党这时马上跳出来，公开表示支持青年党脱离民盟，拥有5席，民盟减少2席的要求。民盟数次向国民党申诉，欲保持9席，国民党置之不理。一面是名额被瓜分出去，一面是名额如何分配，民盟面临着极大的难题。

中共方面坚决支持民盟的9个代表名额不能减少。为此，周恩来、王若飞等多次到特园，和张澜等商讨名额问题，表明中共这边鲜明的态度，也希望民盟坚持斗争。紧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青年党可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其5个代表名额由中共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另外将代表总额再增加2名；民盟原定的9个名额不动。共产党这一顾全大局、主动让步的做法，让国民党始料未及，不得不接受这个分配方案。最后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8名，共产党7名，民盟9名，青年党5名，社会贤达9名，共38名。

民盟在中共的帮助下解决了难题，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共患难与共、真诚相助的战友情谊。对中共这种以国事为重的大气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说：“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自此，青年党分裂出去后的民盟，内部更为团结，也更为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边。据多份资料记载，会前几个月，中共与民盟还通过多次的交流沟通，共同向国民党呼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交换了对会议的意见。

1946年1月10日，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分成改组政府组、军事组、施政纲领组、国民大会组和宪法草案组。

中共和民盟还共同邀请了34位国内有声望的学者名流，组成顾问团，为双方代表出谋划策。作为顾问团成员之一的邓初民，当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对蒋介石保持高度的警惕！”

会议期间，不论大会还是小组会，中共代表团和民盟代表团按照会前达成的“君子协定”全面合作，结成亲密同盟。会上双方有重大的行动和主张，或是遇到重大事项，彼此都先接头交换一下意见，采取一致步调，互相支持配合。中共和民盟的代表们非常忙，李维汉曾说，“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

民盟出席旧政协会议的代表及分组名单

周恩来、罗隆基步出会场时接受记者采访

比如在国民政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额分配两大问题上，当时国民党一党独大，其他党派分配所剩不多的名额，青年党还在其中捣乱，极可能出现国民党及其联合的小党派所获名额，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大会中取得实际操控权的情况。为此，周恩来与张澜多次协商，周恩来提出中共与民盟联合，共有名额，以确保取得否决权的方案，并表示在共有名额的内部分配上完全考虑民盟的需要。

在一次双方协商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的时候，周恩来爽朗地向张澜说：“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量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民盟的团结要紧。”“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6席，共产党就8席；你们要7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8席，我们就6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张澜和其他民盟的同志都深受感动。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表决法规定“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2/3始得通过”，国大表决法规定：“讨论的提案，须经出席代表3/4的同意，才能形成决议”，而中共与民盟共同拥有的名额，刚好超过国府委员的1/3和国大代表的1/4，取得了否决权。这种共同拥有名额的方式，充分表现出中共与民盟在政治上的高度互信。

在讨论和平建国纲领问题时，国民党和青年党的代表主张以《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制定施政纲领的蓝本，中共代表则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提出了一个详细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民盟代表章伯钧发言支持中共方案，他说：“纲领应定名为《和平建国纲领》……同时也要把中共及其他政党的政纲及各地各界人士的意见都拿来参考。”

争论最激烈的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坚持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妄图吃掉人民军队；共产党则针锋相对，提出首先“国家民主化”，即政治民主化，然后才能军队国家化，并建议双方军队同时交民主联合政府及其统帅部。民盟支持中共提案，表示裁军方案应由“政治协商会议审核通过后，交改组后的政府执行”，也就是说，先改组政府，后整编军队，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经过激烈争论，勉强达成《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原则规定。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五项协议。旧政协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达成，是中共与民盟和其他民主人士共同斗争的结果。

此间的患难与共、共同斗争，使中共和民盟进一步加深了肝胆相照的战斗友谊，取得了政治共识和合作经验。尤其是民盟，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决心。

亲历过这段历史，后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叶笃义曾这样教育后辈：“当时的共产党不但为非执政党，且是被压制的在野党，民主党派所以逐步拥护共产党，完全是出于对当时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行动，以及共产党员的伟大献身精神所感染和折服。这点将有助于那些仅仅熟悉建国后的民主党派的青年同志，正确理解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共同斗争中形成的亲密关系的历史背景。”

旧政协会议闭幕后的一幕幕历史充分证明了这段话：

1946年6月，国民党公开撕毁旧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遭到中共与民盟更猛烈的抨击和抗议；

7月，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暗杀身亡，中共与民盟同声声讨；

11月，国民党违反旧政协决议，单方面在南京召开所谓“国民大会”，中共与民盟共同抵制，拒绝参加；

1947年2月，国民党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代表和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中共代表撤返延安前，将三处的房屋、财产等全部委托民盟代管。

10月底，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要“严加取缔”。在国民党高压之下，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甚至中共交托民盟代管的位于南京的房屋财产，也被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劫收。

在国民党制造的血雨腥风之中，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克时艰之时，民盟最终得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决定恢复民盟总部，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华商报》关于中共和民盟拒交『国大』名单，共同抵制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报道

1947年3月10日，中共代表伍云甫委托民盟民盟代管中共代表团财务委员会会议记录代管一处房产致张澜的信件

民盟代管中共代表团财务委员会会议记录

对于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后的这段历史，胡愈之曾深切回忆道：“1946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为了和平、民主、统一的共同目标，民盟与中共团结战斗在一起，粉碎了蒋介石企图通过政协会议孤立中共的阴谋，双方建立起真挚的情谊，谱写出一篇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光辉篇章。后来由于蒋介石集团撕毁政协决议，通过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平建国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就此得出结论：“这充分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要变成真正独立自由富强的大国，只是一种梦想。”

1949年9月，伴随着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隆隆炮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合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代表民盟参加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18名盟员合影。前排左起：李相符、费孝通、刘王立明、张澜、沈钧儒、丘哲、史良；中后排左起：胡愈之、罗子为、辛志超、叶笃义、章伯钧、周新民、张东荪、楚图南、李文宜、周鲸文、罗隆基。其中叶笃义、罗子为为候补代表